从您对高福院士的诟病说起
本不想这个时候凑这个热度，但最近几天微信朋友圈看到几篇对高福院士的文章和评论，所有的作者和一大部分的评论对他本科所学专业兽医都不忘贬损一句再踩上一脚，好象一切都是兽医惹的祸。各位有事说事，评心而论这样贬损兽医有道理吗？今天又看到《柳叶刀》杂志刚发表的一篇评论，题为“从亨德拉到武汉，对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毒(EZV)的反应上我们学到了什么（FromHendra to Wuhan: what has been learned in responding to emerging zoonoticviruses(EZV)见DOI: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350-0)。其中提到，同一个健康的理念在EZV爆发中的反应和控制至关重要。忍不住说上两句以解心中之闷。
首先说说那些作者和评论诟病的高福院士在这次疫情早期言行是不是与兽医有关。对于八九十年代以前毕业的兽医专业本科的学生，防制动物传染病是当时所有专业课中的重点，更不用说预防兽医学专业的硕士生教育了。受过这套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学生对突发传染病的防制不能说有多少把握，但对传染病、对疫苗以及流行病学的基本常识应该是有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也会同意，由于规模养殖业的发展，兽医对传染病的重视和警惕程度不比医疗系统的差。至于高福院士在这次疫情早期是否存在人传人的判断是怎么作出的，不知道实情不便评论。但就高院士早期说儿童和年轻人不易感，以及说疫苗肯定能研制出来等言论，这绝不是兽医专业惹的祸。相反，我倒觉得这个真是太不“兽医”了。一个合格的兽医在不考虑不同个体对病原的暴露机会是否均等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作出那个个体或群体对病原易感性有差异的论断。兽医对疫苗的常识了解也不会让我们轻易保证那一个疫苗肯定能够研制成功。因为我们知道相当一部分动物传染病还没有疫苗或者没有很好的疫苗，有些已经是先辈们奋斗了几十年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不是骂人，说句不中听的话，除了对待人和对待动物的方式各异外，如果按照兽医防制传染病的思路来抗疫的话，境况也不会比现在的糟糕。所以，也请您就事论事，不要给兽医甩这个锅。
再说说被相当一部分诟病的兽医行业到底干什么。从您们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您们眼中的兽医就是给动物医病。的确，这是兽医职能的一部分，人们也最容易将兽医的作用与宠物和农用动物的私人兽医实践联系起来。但是，其真正作用和贡献要广泛的多。可以说兽医在人类应对动物和人类健康以及环境的挑战方面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生物医学和比较医学研究、生态系统管理、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防制，以及在伴侣动物、野生动物、外来动物和食用动物的保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兽医在一些发达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中作用的不断扩大，正是兽医在上述领域所作贡献的反映。
一、兽医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畜牧业产值大概占农业生产总值的40%左右。绝大多数国家，畜产品的消费量是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正比的。我国1978年总体肉消费量大概是美国的1/3，1992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肉消费国，目前总体肉消费量大概是美国的两倍多，而人均肉消费量只有美国的1/2。按中国的人口规模，如果达到美国的人均肉消费量，将消费目前全球牛肉产量的3/4，鸡肉产量的80%。而且，多年来我国一直还是世界第一养猪和猪肉消费大国，每年活猪养殖和猪肉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如2018年全球活猪7亿8千万头，中国4亿4千万头）。这么大量的畜产品从生产、加工、运输、保存、交易到百姓餐桌，那一关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健康。特别是畜产品中一些人畜共患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更是对人类的生命健康的直接威胁。
美国的兽医是负责从农场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or From farm to fork）的全过程监测、预防、控制和处理，是真正贯穿于农业和医学之间的桥梁。自1892年以来，美国的马，家禽和牲畜种群共消除了14种疾病。这一方面使美国动物生产效率显着提高，为民众提供了安全、营养、负担得起且可持续的食品供应。另一方面，全国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消除的成功不仅大大减少了动物的患病威胁，使美国的畜牧业受益，也使人类健康直接受益。美国农业部（USDA）的食品安全与检验服务大大减轻了食源性疾病的负担，改善了食品安全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与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密切合作，在改善美国食品安全性，降低对人类和动物感染的病原体的抗药性方面成效显著。
我国自建国以来兽医事业虽然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与经济增长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相比显著落后。自建国以来虽然消灭了两种动物传染病（牛瘟和牛肺疫），但总体的动物防疫水平和畜牧业规模相比仍然比较落后、多种疫病频发。外部传入的非洲猪瘟更是给养猪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动物的布鲁氏菌病发病率的升高，直接使人患病率大增。从2005年的18个省报告有人布病病例18416例，2013年增加到全国的31个省份43486例，随后的三、四年一直保持50000例左右，严重影响了人类健康。
2．医学研究
兽医学的研究对于理解和改善人类健康至关重要。1858年，比较医学之父Rudolph Virchow指出：“在动物医学和人类医学之间没有分界线，更不应该存在分界线。对象不同，但获得的经验构成了所有医学的基础”。今天，比较和跨学科研究对于将科学进步从一种学科或物种转化到另一种学科或物种，对有关人类健康问题提供新见解至关重要。与动物医学相结合的实验室动物医学，病理学和毒理学等科学领域已被证明与生物医学研究的成功息息相关。医学从基础医学到临床，从药物、疫苗的研发、评估与应用均离不开实验动物和兽医学。
3．伴侣动物中的人畜共患病防制
兽医还通过照顾伴侣动物为公共卫生做出了贡献。美国所有家庭中有57％拥有狗，猫或两者皆有（2006年）。另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被当作宠物饲养。尽管宠物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但它们也潜在地威胁着公共健康。兽医帮助教育公众预防人畜共患病，给大量宠物接种狂犬病等疫苗，降低可以传播人类的动物体表和肠道寄生虫的水平。如今美国已经极少有家养宠物导致的人狂犬病发生。美国的60,000余名私人执业兽医是及时发现、检测不良健康事件，减少人畜共患疾病以及提供公共卫生教育的前线。在中国，人狂犬病最主要感染源是狗，而狗的狂犬病免疫率低是人狂犬病高发的最主要原因。在80年代初曾达到一年7000多例人狂犬病死亡病例。到2011年时仍年均2000例。随着对动物的免疫等综合措施加强，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到2018年狂犬病死亡人数仍然有400多例。2018年全国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病种（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乙型脑炎）中多数是人畜共患传染病。根据Frost&Sullivan统计，中国养宠家庭数量从2013年的6934万户，增长到2018年9978万户，5年里同比增长了43.9%，其中宠物猫数量为6700万只，宠物狗数量为7400万只。除猫狗外，中国宠物主还养有1.1亿只其它动物，其中包括8400万只水族类、900万只鸟类、700万只爬行类、700万只啮齿类动物等。不用说野生动物，如果我国的兽医对这些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宠物疫病不能很好的掌控，将是对整个人群健康不小的潜在威胁。
4．环境卫生
由于兽医的工作处在人类，动物和环境的交界面，因此他们具有独特的位置。土地使用的重大变化，大型集约化生产单位的扩大以及土地和水源的微生物和化学污染，对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构成了新的威胁。由于动物共享人类环境，食物和水，因此动物是环境、人类和公共卫生问题、甚至包括生物恐怖袭击的有效前哨，通过兽医对他们熟习的各种动物的观察和监测，及时发现其中的潜在问题，起着维护人类健康的前沿阵地观察哨的作用。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病原体的抗药性，废物管理，以及可能流入河流和海洋等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食用动物和野生动植物种群与某些环境问题密不可分。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创建了一个新的科学学科，即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health)，而兽医在该领域扮演着领导角色。
二、当代人类健康面临的挑战需要动物与人类健康的融合——一个健康的理念
过去三、四十年，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贸易的全球化等，人类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大范围扩大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改变等多种特殊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流行病学时代，其特征是正在出现的和重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逐渐增加。随着人类、动物和动物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病原体也在适应，发现新的生态位，并跨越物种屏障感染新的宿主。原来一些地域性流行病的地域限制正在消失。从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中东呼吸综合征、西尼罗病毒、猴痘和禽流感等暴发和流行中吸取的教训提醒人们，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监测疾病。这次武汉新发的COVID-19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整合兽医和公共卫生监测、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系统，并在动物，人类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士之间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十分紧迫和必要。
1．一个健康的提出和历史
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健康是与动物健康和环境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后，提出了“一个健康（One health）”这个名词。它虽然是一个新的名词，但这一概念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早在1800年代，科学家们就注意到动物和人类在疾病过程中的相似之处。上面提到的比较医学之父、19世纪最杰出的医生之一RudolfVirchow博士在研究猪旋毛虫时对人医与兽医之间的联系开始感兴趣，创造了“人畜共患病Zoonosis”一词来表示人与动物之间传播的传染病，并积极倡导兽医医学教育。美国一位接受过公共卫生培训的兽医JamesH. Steele于1947年在CDC成立了兽医公共卫生部（TheVeterinaryPublicHealthDivision）。另一位接受过公共卫生培训的兽医、流行病学家CalvinSchwabe在1964年的一本兽医医学教科书中创造了“一个医学 （OneMedicine）”一词。在1980年代，CalvinSchwabe呼吁采取统一的人医和兽医方法来对抗人畜共患疾病，为“一个健康”的概念提供了现代基础。2004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召开了一次国际人类和动物健康专家小组的名为“一个世界，一个健康”座谈会，会上创建了十二项曼哈顿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了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于理解疾病动态所不可或缺；以及跨学科的协作对预防、教育、投资和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围绕2000年代中期H5N1禽流感爆发的全球恐慌，美国兽医协会在2006年成立了“一个健康倡议”工作组，美国医学协会通过了“一个健康”决议，以促进在美国的兽医和人类医疗组织之间的合作。并于2007年将“一个健康“举措推荐为应对全球疫病暴发的措施。200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联合国系统流感协调组织（UNSIC）共同制定了一份文件，标题为“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做贡献，一个在动物—人类—生态系统之间降低传染病风险的战略框架”。随后这一框架得到进一步扩展，上述组织在2010年5月于美国乔治亚州举行的会议上围绕“一个健康”制定了可实施的政策。2009年4月份，FAO-OIE-WHO合作的三方概念说明（TripartiteConcept Note）发表。美国CDC成立“一个健康”办公室。2010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第五次动物和大流行性流感全球进展报告》中建议采用“一个健康”措施。2011年在非洲和澳大利亚举行了以“一个健康”为主题的首次国际会议。与会者不仅讨论了理解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还支持纳入诸如经济学，社会行为以及食品安全与保障等学科。随后由全球风险论坛赞助的第一次“一个健康峰会”于2012年2月在瑞士的达沃斯举行。2012年美国农业部（USDA）动植物健康检验服务局成立了（一个健康 OneHealth）协调中心。
2016年，“一个健康委员会”、“一个健康平台”和“一个健康倡议小组“将国际“一个健康日”定为11月3日。
美国参议员AlFranken（D-Minn。）于2016年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个健康法案2016” “TheOne Health Act of 2016”。该方案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没能通过。在他2017年退休后，参议员TinaSmith 和 ToddYoung于2019年6月向参议院提交”通过一个健康促进应急准备的法案”（AdvancingEmergency Preparedness Through One Health Act of 2019）。随后由众议员Kurt Schrader 和 TedYoho提交美国众议院。这些配套法案推动了一种协调一致的“一个健康”措施，以更好地预防、准备和应对人畜共患疾病的爆发。法案要求相关的美国联邦部门和机构建立全国性的“一个健康框架”，以协调“一个健康计划”下的联邦活动。如果法案通过，将在法律层面保障全国统一的卫生框架，以应对人畜共患病的威胁。
2．中国的现状与尴尬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在积极推动一个健康理念应对全球人畜共患病的努力中，中国的学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早在2004年，作者曾在学术期刊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兽医与人医一体化的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兽医学报2004年03期）。2014年由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美国杜克大学共同在广州主办了中国第一次一个健康研究论坛，并建立了一个健康的网站。第二次论坛也于2019年11月在广州举行。但这些大部分仅限于学术层面。实际上，在中国传染病的防治上，从政府机构设置到民间互助协作，人医与兽医的交融仍然很低。美国国家CDC系统的兽医有89名（2006年），中国没有见到过官方数字，但据我所知真正的兽医或动物科学家在CDC中少得可怜。针对60%已经存在的人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75%以上新出现的人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有潜力作为生物恐怖病原中80%是人畜共患病原，以及其它动物性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急需兽医参与共同解决。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对兽医这一行业的偏见甚至于歧视，还在使兽医在这些领域边缘化。而实际上，没有一个兽医积极参与的国家统一的、协调应对机制，中国在应对新发人畜共患病的暴发上已经或正在显示出明显的缺陷。以2003年的SARS暴发为例。虽然在活动物市场果子狸身上检到SARS样病毒，后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SARS病毒溯源到云南的一种蝙蝠身上。但是，云南的蝙蝠是怎样将病毒传到广东活动物市场这一空白至今未填补上，不追踪动物包括野生动物的流动恐怕很难明确的病毒传播途径，而这需要国家层面及时对动物工作者和兽医的协调参与。在SARS流行结束后，世卫组织曾组织了一个特殊专家组调查SARS的源头，WHO组织的8个专家中，有7个兽医或动物卫生领域的专家。而中国派出的6个专家中，只有一个兽医或动物科学家。这次的COVID-19暴发后，既然早期流行病学已经显示可能来源于动物，国家相关机构没有及时组织兽医专家对海鲜市场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进行大规模采样、调查或封存处理，可能会让今后对病毒的动物溯源工作多走不少的弯路。而几个相关学术单位自发的采样和相关研究，会受到可采到样品种类和数量的限制，结果也会有局限。同时，现在为止还可能对这一市场动物流来源的调查欠缺，可能还会使我们面临SARS病毒溯源工作同样的困境。而中国对COVID-19的早期调查中，在CDC医学专家强大的阵容里面，兽医专家的缺少也会给今后动物溯源工作增加更多困难。而面对大众关心来源于动物的病毒能不能感染宠物，专家说的感染与不感染又有多少是基于研究的实事呢？SARS流行后，国外的研究证明，SARS病毒可以试验感染骆驼和家猫，病毒可以在体内复制并产生抗体。家猫感染后可以传染给同在一起饲养的雪貂。总之，一个健康的理念落实到防疫实践中在中国还有很多的具体工作要做。希望经过SARS和COVID-19两次大的疫情后，我们能够吸取教训，改正不足，在即将进行的机构改革中，给兽医应有的位置，切实将一个健康的理念落实，发挥兽医应有的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普通大众，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理应得到包括您在内的每个人的尊重而不是歧视。
文章来源：兽眼观察；作者：郭志儒。
